从华尔街到长安街, 他为何选择回国?

*本文作者孙思远,曾为新浪财经纽约站记者、评论员、主持人、专栏作家、纽交所特派员,也是南加大优秀校友。明年1月他将造访母校USC,我们不妨先通过这篇正能量满满的文章简单了解他放弃光鲜的美国生活、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的心路历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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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纽约的时候,我没有通知任何人。等我回到北京几周之后,仍有不少机构和公司发邀请给我,寻求媒体曝光与采访。而当我告诉他们,我已经辞职回国了,大家都很诧异:“what are you 弄啥嘞?”

当我提交辞职信的时候,我的微博认证是“新浪财经纽约站记者、评论员、主持人、专栏作家、纽交所特派员”。在不少人看来,这份工作相当光鲜——可以出入全世界最高大上的场所,结交最有影响力的人。

事实上,这份工作的确过瘾:在伯克希尔哈撒韦50周年股东大会上对话“股神”巴菲特、与美联储四朝元老格林斯潘畅谈互联网金融、两次专访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主席马云;见过的政商名流更多——奥巴马、克林顿夫妇、潘基文、李克强、伯南克、拉加德、比尔盖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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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几年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公司在华尔街的几次辉煌瞬间阿里巴巴创下全球融资记录的巅峰IPO、京东上市纳斯达克主席亲自赠送铜牛、微博IPO占领纽约时代广场,再加上聚美优品、58同城、陌陌等一众互联网新贵。当身边的外媒朋友们每天讨论“阿里巴巴”、“京东”、“微博”的时候,作为华尔街的中国媒体人,我的自豪感几乎和当年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一样气贯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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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继续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该多好,好好干下去,说不定能成为中国版的Jim Cramer(华尔街财经一哥、CNBC著名主持人)。因此,当我决定从新浪财经科技事业部美东地区主管、纽约站站长之位离职时,身边朋友们都非常不解:好好地为啥要“自毁前程”,辞职回国瞎折腾呢?

身处信息生产与分发的最前端,媒体人对时势变化的嗅觉相对敏锐。作为国际媒体人,我的判断很简单——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无论从哪个维度考量(经济总量、GDP增速、可支配收入、国际影响力,等等),中国都在不断创下新的高度。

这几年海外的媒体生涯,自己不可谓不感同身受。从新浪纽约离职前,我连续四次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的年会,而每一次的年会议题里,有关中国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多、份量越来越重。就连全球最顶级的经济论坛冬季达沃斯,也因为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到来而变得一票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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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纽交所驻站记者,我的办公室就设在纽交所交易大厅楼上。2014年9月18日,阿里巴巴上市当天,纽交所门口聚集的大批热情粉丝几乎把围栏挤爆;令我惊讶的是,其中大部分粉丝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慕名而来的老外。阿里上市前夕,我还发过一条微博,转载自一位华尔街资深基金经理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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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阿里巴巴,聚美优品的陈欧在敲响纽交所开市钟的那一刻,也刷新了一项纪录——纽交所史上最年轻的上市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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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并不代表在美国奋斗的中国人无法取得成功。美国也有如杨致远、骆家辉、江平、王薇薇等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华人。但去年阿里巴巴上市期间,马云接受我专访时曾说过一句话:“阿里今天来上市不敢说代表了中国企业,但却是代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巨大市场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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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言下之意很简单——阿里的成功,乃至马云自己的成功,其实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缩影;没有中国经济的腾飞和消费升级,阿里不可能成长为今天的商业帝国。这番话绝非马云为了“政治正确”的逢迎讨好,而是实实在在的肺腑之言。

再看美国,为什么过去50年,美国会造就巴菲特、比尔盖茨、德鲁克这样的世界级商业、思想领袖今年5月,我在伯克希尔哈撒韦50周年年会上专访巴菲特,对我的每个提问,“股神”的回答都在意料之内,皆是他价值投资理念的延伸。但即便如此,过去50年,仍然没有人能够复制他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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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50年,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二战结束之后的美国,进入了空前增长与繁荣,这50年恰是美国最黄金的50年。作为价值投资的坚定捍卫者,巴菲特喜欢以合理价格购入大蓝筹长期持有,如可口可乐、迪士尼、富国银行等,它们无一不是来自驱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传统行业;与其说巴菲特是在赌公司赌行业,不如说他是在赌国势。

回头看中国,从国家意志、产业发展、消费升级、资本需求等任何一个维度考量,未来50年的中国,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巅峰50年;中国也必将诞生自己的巴菲特、比尔盖茨、德鲁克。事实上,中国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马云。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就公开表示自己是马云的粉丝,还因为曾与马云握手交谈而兴奋不已。生逢大时代,若想无限接近历史的顶点,怎能将自身置于度外?

曾几何时,海归创业者已跻身一代中国商界翘楚,与当时中国本土创业者相比,海归们具有太多比较优势,然而,形势正在起变化。一方面,海归变得越来越多,稀缺性下降,“海归光环”渐弱;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动本土企业强势崛起,同时带动了一批本土强人的崛起,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也越来越小。

去年我曾以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华尔街分会负责人的身份,在纽交所组织过一场交流活动。活动上,百度百付宝的总经理章政华告诉我:来纽约之前,谷歌刚派了一个技术团队考察百度在硅谷的实验室,因为“百度在某项技术上已经超越谷歌”

去年年底,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与06年经济学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有一场辩论,话题是“硅谷vs中关村,哪里才是全球创新中心”。有趣的是,徐小平认为硅谷的创新还遥遥领先于中国,倒是诺奖得主认为,中国在创新方面已经接近甚至超越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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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是否已经超越美国,历史自有公论。但本土强人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今时今日,即便是业内以偏爱海归创业者著称的几家创投基金,若让其在一支由BAT强人组成的本土部队,与一支纯海归创业团队之间二选一,恐怕也会非常为难。在我看来,未来的天平甚至会继续向中国本土部队倾斜。

这并不难理解。本土强人们有资源、人脉、渠道,更熟悉市场和商业环境,另外,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互联网金融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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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此时不回更待何时?

然而,就在我决定回国前夕,中国股市刚刚经历暴跌,创投圈也开始进入“资本寒冬”。有朋友劝我缓一缓,先观察,再行动。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没有经历过经济周期的投资经理不是好的投资经理;同样,没有体验过“资本寒冬”的创业者也算不上好的创业者。

由于久居海外,对国内的市场规律、文化习惯、人情世故等都落下了太多功课。回国之后,我自认需要一段时间缓冲适应,并不期待马上发力。而这个适应期,我更希望在“资本寒冬”中度过——因为这样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与真相,而不是让资本泡沫淹没了理性。

既然决定回国,并且马上就回,那回来之后做什么呢

我职业生涯早期做过金融分析师,第二个硕士毕业之后,又误打误撞去华尔街做了媒体。在这样的人生阶段,精力充沛、对新鲜事情上手快,希望尽可能尝试新的行业领域,探索职业边界。但自己血液里流淌的DNA到底是什么,我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尽管没有找到笃定的方向,但此时此刻,我明白至少应该对去留做出选择。因为若再不抉择,自己多半会在习惯中形成惰性和路径依赖,以后连找方向的机会都将失去。当我确定了这一点,就再也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

诚如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96年辞职回国加入新东方——王强离开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时候,他上司说可以为他破例停薪留职三年,但王强的回答是:“非常感激您给我这个机会,但如果您真的想帮我,请不要给我停薪留职;因为我回国之后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想到自己还有条后路,不会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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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自己辞职的那一刻,我放弃了工作签证,也没有寻找下一站,而是选择了裸辞。在最后写给新浪的辞职信中,除了总结和交接,还有这样一句话:“再动人的交响乐章,也有曲终人散之时。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都愿意做一把人生的赌徒,去拥抱自己生命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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